清明节前夕，北京市常青生命纪念园的“生命”纪念碑前摆放着白色和黄色的菊花。每年，北京市红十字会都会在这里举行追悼会。除了死者家属，还有医学院学生和爱心人士来此悼念。他们向让生命闪耀最后光芒的“将军老师”致敬。
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李宝峰，介绍，该市设立了北京市红十字会遗体自愿捐献登记受理站3个，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，医学部协和医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，负责遗体捐献的具体受理、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。截至2021年底，本市已有2.8万余人注册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，近4000人进行了遗体捐献。“希望社会上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、了解、理解、支持这项事业。”
“他是万千平凡人的一个缩影”
遗体捐献者的名字被描绘在金镌刻的纪念碑上，每个名字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
在首都医科大学工作的姚紫彤，去年告别了他深爱的父亲。父亲的突然离去，让她久久难以接受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几年前，她尊重父亲的意愿，同意登记他的遗体捐献。”祖父去世后，我父亲开始考虑自己的来世。”姚紫彤说，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让他的父亲有些不以为然。“父亲觉得死后讲究排场，做表面文章，没有意义；死后能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，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，那就更好了。”受姚紫彤工作的影响，父亲听说了人体标本的稀缺，于是动了捐献遗体的心思。
“他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缩影，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。他只是想做得更多。”
“他们虽已作古，但生命不息”
站在纪念碑前，高岩久久凝视着他父母和岳母长眠的地方。
“我父母抗战初期参加革命，晚年和我们谈了很多次。”1999年，高岩的父母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市成立了志愿遗体捐献办公室，并颁布了《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》号法令。他们马上让大女儿了解情况，准备材料。当年7月1日，两位老人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了字，成为北京市最早的遗体捐献志愿者。此后，老人在会见亲友时不时提起这件事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亲戚朋友不断做出同样的决定。高岩婆婆在遗嘱中写道，她死后将捐献遗体，为祖国的医疗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。
“他们虽已死去，但生命不息；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亲人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”
带动老伴儿媳一起捐献遗体
捐献遗体也是现年95岁的何振生，的夙愿。
据她的儿子田毅辉，说，她的母亲偶然在一份报纸上得知，即使在北京市，这样的大城市，可供医学解剖用的遗体资源也非常稀少。何振生和家人商量，一百年后捐献了遗体。我妻子想不通。“长眠不醒的老规矩，不说是改不了的。”我儿子也不同意。“如果我捐献遗体，亲戚朋友会认为我不孝顺，舍不得花钱买墓地。”何振生下定决心。她从报纸、书籍、网络上整理了很多关于遗体捐献的信息，说了实话。她的家人慢慢被感动了。最终，2012年7月，何振生夫妇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。2013年，何振生妻子去世后，她如愿完成遗体捐献；2016年，二媳妇去世后，她也捐献了遗体。现在，就连照顾何振生的阿姨都被感动了，感动地捐出了自己的遗体。
“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贡献一点力量，是我的遗愿。”何振生说。
责编：张东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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